我想起《雙城記》中開篇時的那句話,這是一個最繁華的時代,這是一個最蕭條的時代,我們永遠在時代的夾縫里徘徊、掙扎、躊躇獨行,天上地下人間更仿得找不到一個立足之地。而我卻以為,不論生活在那個時代,我們都該懷著寬恕與愛,去面對這個世界、去活著。
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狄更斯,彼時改革初行社會動蕩,英國貴族與底層貧民矛盾激化,資產(chǎn)階級戴著虛偽的面紗招搖過市,那算不上一個好的時代,換句話說,那并非一個適合文藝發(fā)展的時代?墒巧钤谀莻時代的狄更斯并沒有縱情歌酒懷著絕望的心情自暴自棄,也沒有憤懣偏激、用一支筆寫作生命的孤注一擲,相反他給當時的英國開出的一劑良方是寬恕與愛。他書寫《雙城記》、《霧都孤兒》,他寫的不是革命時史,而是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氛圍,用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仇仇相報終無已時,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,只有寬恕能拯救這個世界,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適合那個陰暗的時代的,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,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個社會,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做出了最合適的壯舉。
而在現(xiàn)代,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,我仿佛又看到了這種力量——那個生活在巴格達的八歲少年卡馬爾。哈希姆。他行走在哀鴻遍野、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,有這么一句詩歌形容這個時代的中東,“山坡上的靈車來來往往,日以夜繼。”沒有少年的玩樂,沒有吃得飽的熱飯,只有硝煙與戰(zhàn)火,明滅不熄,多少人在貧民窟、難民營里祈禱,來生不要生在這里,可是卡馬爾并沒有,他拿著相機記錄伊拉克的點點滴滴,每一個溫情的畫面:有老人坐在書店的門口閱讀,太陽從棕櫚樹后徐徐升起,咖啡館的門外擺著一杯免費飲料。這算是一個糟糕的時代,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時代,然而卡馬爾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記錄那些愛與溫暖,鼓勵每一個伊拉克人勇敢地、努力地活下去,這是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最合適的救贖。
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卒,然而又有多少人終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時而最終郁郁而終。如那個錯生在帝王家的亡國詩人李煜,如那個最憂憤了一生最終病死的賈誼。倘若他們能正視自己的年代,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一些什么,那么歷史會否有所不同?
不論我們生在繁華的時代,抑或蕭條的歲月,都應當拿出自己的力量。那不是殘忍的力量,不是無情的力量,它或許微弱并伴隨苦難,卻能在深淵中帶來光明,在堅韌中捍衛(wèi)我們的愛——這便是生逢其時的全部詮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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